众所周知，清朝覆亡的导火索，是1911年的武昌起义。
清政府为了镇压四川的保路运动，把武汉的驻军调往四川，导致武汉兵力空虚。
这是武昌起义能够以较小的代价取胜的原因。
那么，四川人民为什么要发起保路运动呢？
因为清政府想把四川的铁路修筑权收归国有。
这件事，四川人民本来是不反对的。但是，四川人民要求清政府花1400万两赎买铁路，清政府只愿意出1100万两。
为什么会有300万的差额呢？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这300万是四川铁路公司驻上海经理施典章，在1909年~1910年期间，用公款炒股，遇上“橡皮股票风潮”而造成的亏损。
四川人民认为这是官员造成的亏空，朝廷必须掏钱弥补；摄政王栽沣坚持认为，铁路公司是私营的，盈亏自负。
为了“区区”300万，四川人民和清政府一直谈不拢，以至于揭竿而起，这才有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
一场上海的股灾，影响到了四川的铁路公司，进而影响到了发生在湖北的起义。最终，让远在北京的满清政权，走向覆灭。
这位叫施典章的老兄应该想不到，他炒股落下的300万两亏空，就这样葬送了大清国。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样巧合，这样荒谬，这样幽默。
一、泡沫
清末的“橡皮”，指的是橡胶；“橡皮股票”，就是以种植橡树、割取树胶为业的公司发行的股票。
20世纪初，西方汽车工业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带来了对橡胶的大量需求，汽车轮胎、雨衣、胶鞋等都需要天然橡胶。
然而，橡胶树从种植到收获需要7年以上，短期难以提高供给，供不应求，导致价格连续、快速上涨。
这就是1909年橡胶价格暴涨的历史背景。
1903年，英国商人麦边来到上海，成立了兰格志公司，从事开辟橡胶园、开发石油、采伐木材等业务，生意一直不温不火。
直到1909年，全世界范围内橡胶价格暴涨。
麦边抓住机会，买通媒体，大造舆论，宣扬经营橡胶行业可获巨利，并谎称兰格志公司在澳大利亚拥有大片的橡胶园。
麦边还跟汇丰、花旗等外商银行勾结。这些银行宣布，愿意以橡皮股票为抵押物，向麦边发放贷款。在股民们看来，这是大银行认可橡皮股票价值的信号。
有了舆论造势、外资背书，“皮包公司”兰格志摇身一变，成了信誉可靠、实力雄厚、盈利可观的优质资产，股价疯涨。
画大饼、找背书、抬价格、割韭菜。
一百年过去了，炒作股票的手法竟然没有一点变化，为什么？
因为它利用的是人性的弱点。只要人性不变，这套手法就一直有效。
有了麦边做“榜样”，其他外商洋行纷纷组建新的橡胶公司，在上海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1910年1-7月，上海滩每月有几十种新的“橡皮股票”上市。
在众多外商有计划、有组织地联合操纵下，这些橡胶公司的股票价格扶摇直上。
上海本地的商人、买办、官僚、地主等，看到橡皮股票有利可图，竞相争购，进一步推动橡胶股票上涨。
到1910年3月底，兰格志公司票面价值60两的股票，被炒到近1600两白银，上涨了整整27倍；其他成立不久的橡胶公司的股票，市价也都超过票面面值的十数倍。
超高回报率的神话，传遍了上海滩。
投资者们杀红了眼，各显神通，筹措资金，希望在这场财富神话里分一杯羹。
据估计，当时橡皮股票的总投资额为6000万两白银，其中70%~80%为中国人所有，而这些钱，大多数来自钱庄的借款。
最可怕的是，由于外商银行认可橡皮股票的价值，中国的钱庄也纷纷跟进，允许股民用橡皮股票作为抵押物。
不少中国人抵押股票借到了钱，又拿去炒作橡皮股票。
半个世纪以后，一名基金经理这样告诫他的投资者：“如果你不了解投资的话，你不应该借钱；如果你了解投资的话，你不需要借钱。”
可惜，这名叫沃伦·巴菲特的美国人生得太晚，没法将这个至理名言传授给清朝末年的中国人。
很快，中国人将见识到杠杆的威力。
二、暴雷
1910年4月，国际橡胶价格高达每磅12先令5便士，但生产成本仅为每磅18便士。
极端扭曲的市场价格，让麦边等外商嗅到了橡皮股票崩盘的气息。
他们趁高价抛售橡皮股票，带着数千万两白银逃回欧洲。
泡沫的破裂，往往以一个标志性事件作为开端。
1910年夏天，美国突然宣布实行橡胶消费限制政策，国际市场橡胶价格应声暴跌。
到了7月底，国际市场橡胶价格下降到每磅9先令3便士，之后更是猛跌到了6先令——两个月的时间，从最高点直接腰斩。
国际橡胶价格崩盘，戳破了橡胶的造福神话，上海的橡皮股票也开始下跌。
由于炒作资金大多来自信贷，就造成了一种可怕的“死亡螺旋”：
股价下跌，股民恐慌，出售股票，推动股价进一步下跌；
用于抵押的股票的价值降低，钱庄要求股民补充抵押物（或资金），而股民为了筹集资金，又要抛售股票，股票价格进一步暴跌；
最后，股民们抵押在钱庄的股票，都变成了废纸，而钱庄收不回借款，资金链随之断裂。
这就是杠杆的可怕之处。它可以快速创造财富，也能够瞬间消灭财富。
君以此兴，必以此亡。
1910年7月21日，上海的正元、兆康、谦余三家钱庄倒闭。此次股灾里，三家钱庄共损失白银500余万两。
而这三家钱庄发出的远期庄票，很多掌握在外商银行手中，据统计有359张，大致为150万两。
解释一下，所谓“庄票”，就是中国钱庄向外商银行拆借资金的凭证。
中国钱庄以7%的利率从外商银行借款，再把这些钱以10%的利率贷给中国人。这3%的套利空间，就是钱庄“稳赚不赔”的生意。
于是，中国的钱庄纷纷向外商银行借款，外商银行就这样掌握了中国本土钱庄的资金命脉。
随着这三家钱庄的倒闭，外商银行手里的庄票作废。
于是，外商银行扬言要拒收所有中国钱庄的庄票，断绝中国钱庄的资金来源；更有甚者，扬言要收回所有中国钱庄的借款。
此话一出，上海金融市场立刻陷入恐慌。
按理说，“晴天送伞，雨天收伞”是银行的常规操作。
可是别忘了，橡皮股票抵押借款这项业务，当初是外商银行开的头。如今上海金融秩序濒临崩溃，外商银行负有有很大责任。
可这些外商银行不仅不救中国钱庄，反而在这个时候釜底抽薪。
他们的如意算盘是，坐等中国的钱庄全部倒闭、中国的金融秩序彻底崩溃，他们就能轻而易举地吃下全部市场。
中国已经失去了完整的领土主权，如果让这些外商银行得逞，那中国的金融主权也会落入列强手中。
三、救市
上海道台蔡乃煌是个有识之士，第一时间采取了救市政策。
他仔细审阅了三家钱庄的账本票据，计算资金缺口，还奔赴南京，当面向两江总督张人骏等地方大员禀报详情，商量对策。
经张人骏奏请，蔡乃煌在征得清政府同意后，从9家外商银行借款350万两白银，加上拨付的官银300万两，共计650万两白银，存入上海最大的两家钱庄：源丰润和义善源。
这笔钱，不是拿来用的，而是给人“看”的。
人们看到源丰润和义善源的库房里有政府的存银，就愿意相信政府会兜底，不必去钱庄挤兑，金融秩序自然稳定下来了。
信心比黄金更珍贵，就是这个道理。
救市先救银行，才能防止危机扩散。蔡乃煌的政策无疑是正确的、及时的、有效的。
可见，当时的清政府里也不全是昏聩无能的官员，还是有可用之才的。
可就是这样的稀缺人才，却在随后的人事倾轧中，败下阵来。
1910年9月，清政府要求上海提供190万两白银，用于支付庚子赔款。
鉴于上海的金融秩序还未完全稳定，蔡乃煌请求政府从大清银行先暂借200万两垫付，不要动用上海的库银。
这个合理的请求，却给了政治对手可乘之机。
江苏巡抚程德全（注：当时上海隶属于江苏省）立刻上奏，说蔡乃煌妄称市面恐慌，恫吓政府，不顾朝廷颜面，拖付庚款。
偌大的清政府，有几个高级官员真的懂金融？他们听信谗言，将蔡乃煌革职查办，还限令他两月之内提取交割存银。
无奈之下，蔡乃煌只能从源丰润和义善源（前文提到的上海最大的钱庄）提取200万两白银。
前文说了，源丰润和义善源两个钱庄里的银子，是让人看的，给市场提供信心，一分也不能动。此时强行提取，无疑是自毁长城。
10月7日，对蔡乃煌被革职一事感到失望的外商银行，正式拒收21家中国钱庄的庄票，并宣布立刻从中国各大钱庄收回借款。
源丰润因此倒闭，又牵连六家大型钱庄倒闭。清政府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开始第二轮救市。
两江总督张人俊以江苏的盐厘为担保，向外国银行借款300万两白银，试图挽救奄奄一息的本地钱庄。
可是，清政府在第一轮救市里的奇葩操作，已经毁掉了自己的信誉，没人敢赌清政府是否会再一次抽取存银。
1911年3月20日，仅存的另一家大钱庄义善源终于宣布倒闭。
至此，上海本地的91家钱庄，在橡皮股票风潮里倒闭了48家，损失总额超过两千万两。
这次由股灾导致的金融危机，波及面之广，远远超出了上海地区。
江浙地区十多家著名钱庄和票号接连倒闭，不少民族产业也随之倒闭，市面彻底萧条。
从17 世纪荷兰的 “郁金香狂热”，一株花球能换一栋豪宅，到18 世纪英国 “南海公司泡沫”，连牛顿都去炒股票，亏得血本无归，再到20世纪初中国的“橡皮股票风潮”，人性的贪婪，似乎是刻在DNA里的。
当某个 “风口” 出现，大家就像闻到血腥味的鲨鱼，把“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远远抛在脑后。
四、余震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说完了长江入海口的橡皮股票风潮，咱们来说说长江上游的四川保路运动。
1910年~1911年由股灾引发的经济危机，导致清政府的财政收入停止增长。
但是，开办铁路、电报、矿山等各种新式事业都需要资金投入，这些刚性支出却在不断扩大。
对，别忘了，清政府还背负着巨额的战争赔款呢。
1908年，清政府的财政赤字才280万两白银，到1911年，财政赤字已扩大到4170万两。
这个数字有多夸张？它接近1900年清政府全年财政支出的一半。
摆在清政府面前的，是一个财政无底洞。
为了缓解财政危机，清政府推出了一项看似“两难自解”的方案：
将全国的铁路收归国有，向英、法、德、美四国财团抵押筑路权，借款600万英镑，投资修建铁路。
说实话，这个方案的出发点是好的，它针对的是商办（民营）铁路建设缓慢的现状。
铁路是近代工商业的命脉，彼时中国的铁路干线被列强控制，无论从经济角度还是爱国角度，中国人都应该自建铁路。
于是，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阵自筹自建铁路的热潮。
1903年，由四川省留日学生首倡，经四川总督锡良奏请，在成都设立川汉铁路总公司。
这家铁路公司比较特殊，它采取民间集资的方法，从粮食税里强制抽取3%，一共募集了1400万两白银。
因此，凡是纳税的四川农民，都是公司股东，发给股票，按年领取股息，铁路建成后可分红利。
这条真正“全民所有”的铁路，看上去很美好，实则弊端重重。
川汉铁路公司名义上是商办（民营），但是管理层里充斥着旧官僚。这就导致公司财目混乱，存在严重的贪污浪费。
募集的1400万两白银，花掉了700万两，只修建了不足50里的路基——请注意，是没有铺设铁轨的路基——效率之低，令人发指。
而剩下的700万两，更是被川汉铁路总公司驻上海的经理施典章投资在上海的股票市场，也就是前文所说的“橡皮股票”，造成了300万两的巨额亏空。
不止四川是这样，全国各地的商办铁路，都进展缓慢。
看到这样的现状，再加上施典章挪用公款炒股的丑闻，原本热情高涨地支持商办铁路的民众，也渐渐反省商办铁路是否可行。
很多人认为商办铁路不可靠，转而支持国家控制、主导铁路事业。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晚清洋务名臣盛宣怀被任命为邮传大臣。他一上任就大力推动邮政和交通事业的国有化。
再加上清政府有抵押铁路借款改善财政的需求，多方因素一叠加，形成了所谓“共识”。
“铁路国有化”的国策，就这样定下来了。
收回川汉铁路修筑权这么大的事情，清政府完全没有跟四川人民商量，只承诺给一笔价值1100万两白银的股票，作为补偿。
但是，当初为川汉铁路出钱的的股东，大多是农民，他们没有接触过金融市场，完全无法理解川汉铁路管理层炒股亏损的荒唐行径。
而在川汉铁路公司里占了股份的商人，也不希望亏空的300万两白银就此下落不明。
于是，四川社会各界坚决要求政府补偿那亏空的300万两。
此时，大清的“话事人”是年轻的摄政王载沣。
他不同意补偿这300万两，认为这是民营公司的经营亏损，国家没有理由补偿。
为了这“区区”300万两亏空，四川人民坚决抵抗，揭竿而起，一场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就此爆发。
清政府不想在四川开一个坏头——万一各省都效仿四川的做法，跟清政府讨价还价，那“铁路国有”的政策，岂不是推行不下去了？
于是，清政府决定从武汉调兵，前往四川，镇压保路运动。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几个起义士兵制造炸弹走火，引发了轰轰烈烈但不在预先计划内的武昌起义。
由于武汉兵力空虚，起义一举成功。清政府想镇压，却由于财政吃紧，以及袁世凯密谋篡权，没能成功。
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无奈之下只能宣布退位诏书，支持共和。
这位叫施典章的老兄应该想不到，他炒股落下的300万两亏空，就这样葬送了整个大清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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