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由于炒股失败，35岁的蒋介石跌到了人生的低谷。短短三年时间，他便欠下了60万的巨款！这一年他给朋友写信说：
“股市大亏！思之伤心”。
而且连儿子蒋经国上学的学费和买衣服的钱都拿不出来了。
在中国近代史上，如果说李鸿章因创办轮船招商局并发行股票而被一些人尊称为“中国股民之祖”的话，那么在民国时期股市中屡遭挫折的蒋介石，则或许可以被称为“韭菜”之祖。
早在1883年，随着矿业股票的剧烈下跌，清朝爆发了中国历史上的首次股灾。到了民国，尽管经历了各种动荡不安，但国民炒股的热情依旧高涨，股市也继续繁荣发展。
一、蒋介石与股市的纠葛
20世纪10年代末，革命陷入了低潮，不仅经费短缺，连革命者的生活也变得拮据起来。
为了解决经济问题，1916年，在日本人的建议下，孙中山决定与长期支持中国革命的日本神户航运业巨头三上丰夷合作，在上海开办交易所，希望通过盈利来资助革命事业，甚至鼓励“本党同志”投身证券交易。
这一年，蒋介石的老领导陈其美被袁世凯设下圈套，暗杀在上海法租界里，这让孙先生失去了一个重要助手。作为陈其美的亲信，蒋介石开始受到孙先生的重视，蒋介石也从这时候开始，极力表现出对孙先生和中华革命党的忠心。
1916年7月31日，孙先生任命蒋介石为中华革命军东北军的参谋长，希望他能训练这支军队。然而，蒋介石发现这边的部队素质实在太差，根本无法着手。仅仅担任了13天参谋长，袁世凯就去世了，黎元洪继任总统，国内形势随之变化，蒋介石的这段短暂军事生涯也就此结束。
尽管在这段时间里，蒋介石还没有做出什么重大的军事政治表现，也没取得重要的政治地位，但他已经给孙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为他未来的发迹打下了基础。
同年8月，在反袁军事活动结束后，蒋介石从山东潍县前往北京，却发现那里是北洋军阀的天下，各派系明争暗斗，根本没有他的立足之地。
到了9月，蒋介石回到了上海，这时的他无事可做，百无聊赖，感到十分迷茫。陈其美的去世让他失去了政治上的靠山，经济上也开始拮据，于是他开始寻找新的庇护者。
在这个过程中，蒋介石开始与张人杰、戴季陶和陈果夫等人密切交往。其中，张人杰与蒋介石关系最为密切，对蒋的支持也最大，这对蒋介石后来的成功起到了关键作用。
当时，张人杰掌管国民党的基金，并负责筹措经费。他们正计划在上海创办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既为国民党筹措经费，也为他们自己谋取生财之道。
为此，他们组织了一个名为“协进社”的秘密社团，并联合上海工商界的知名人士，如虞洽卿等，共同申请创办交易所。但直到1919年，北京政府仍没有批准他们的申请。此时，日本却在上海租界内开设了交易所（日本称“取引所”），虞洽卿于是就以抵制日商为由，电请农商部尽快批准他们的交易所。最终，在1920年7月，由日本方面和中国的民族资本家共同出资的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成立。
蒋介石在上海从事证券交易长达六年之久。虽然他在1918年到广东参加了孙先生的护法运动，但因为感到受排挤、闹情绪等，他经常返回上海，交易所的生意从未间断。这段经历使他与“江浙财团”以及上海的一些帮派头目建立了联系。
1918年，蒋介石应孙先生的电召，从上海前往广州，担任援闽粤军总司令部的作战科主任，并被授予上校军衔。在他的领导下，军队取得了一些胜利。蒋介石在任期间深得陈炯明和邓仲元的信任，所有作战计划都由他一手草拟。
但是蒋介石对陈炯明并不感冒，私下里他曾向邓仲元表示：“我加入这里是为了服从中山先生的革命号召，而不是为了帮助陈炯明。”
当时，军队中的地方派系观念非常强烈，这让蒋介石感到自己作为一个外乡人，在全是粤籍士兵的环境中工作阻力重重，难以有所作为。因此，他在1918年7月31日向陈炯明递交了辞呈，“拂袖而去”。陈炯明派专人带着亲笔信去挽留蒋介石，但蒋介石心意已决，坚决不留下。这种辞职与挽留的拉扯持续了很多次，也让陈炯明烦不胜烦，但看在他的才华上还是以“劝”为主。
从这次蒋介石在援闽粤军中第一次辞职，到1924年4月他正式就任黄埔军校校长的六年之间，他在军队中以各种借口多次辞职又复职，总共达13次之多。实际上，他在军队中实际工作的时间总共只有两年半左右，其中最长的一段工作时间是1年零10天（期间还请了两个月的假）。其次是5个月，多数情况下只待了一个月左右。最短的一次，他仅停留了4天便离开。
但每一次辞职、挽留、复出的过程，似乎都逐步提高了蒋介石在军队中的地位，增加了孙先生对他的信任和重用。通过这种“以退为进”的策略，蒋介石每次回到岗位后都能得到晋升。
从此以后，蒋介石经常有意地采取这种做法，往往选择在军事上最需要他的时候提出辞职，或者干脆不辞而别，以此引起孙先生的注意和挽留。每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不仅会有函电交加予以劝慰，还会出动党内重要干部如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等人前去邀请。有时，孙先生甚至会亲自前往劝说。
面对这些情况，蒋介石通常会采取以下三步策略：
首先，他会陈述自己被迫离职的原因是受到了“小人的妒忌”和“排挤”，强调自己的性格刚直、愤世嫉俗，参加革命并不是为了追求个人权位，所以在意见不合时绝不“恋权”，一再声言“合则来不合则去”的原则，以此博取孙先生的同情和赞赏；
其次，他会针对时局向孙先生提出军事方面的种种建议，表明自己虽然离职，但仍关心“党中大事”，让孙先生感受到他的人才可贵；
最后，他会表示愿意勉为其难，把个人的一切置之度外，服从孙先生的命令回到军中工作，甚至表示最好不担当任何名义，只求能在孙先生身边“参佐军务”，以此展示他对孙先生的一片忠心。
通过巧妙地在政治和商业两方面周旋，蒋介石逐步奠定了自己在中国政坛上的基础。
二、蒋介石辞职“炒股”
1920年，蒋介石与陈炯明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觉得在广东郁郁不得志，看不到任何政治前途。于是，他再次离开了粤军，回到了上海，并决定拿出5000银元，联合陈果夫（陈其美的侄子）、朱守梅、周枕琴、赵士林等人，准备投身股市，希望在金融领域找到新的出路。随后，他们成立了“友爱证券”公司，这是蒋校长第一次尝试炒股。但是很遗憾，刚入市就遭遇了金融风暴，银价大跌。
对于当时金融风暴的原因，《申报》曾进行了探讨，提出了多种可能：“或谓系进口货多结汇水，或谓某国有意外金融风潮，或谓因西历六月底解款，或谓某国银矿有大批现银放出之故，总之大上大落，华商之对外营业，受其影响不鲜也。”
不管怎么说，蒋介石认为这一切都是外国人搞的鬼，这让他非常愤怒，民族主义情绪也开始爆发：“银价大落三日……金融机关在外人之手，国人时受压榨，可叹也。”
不仅没有赚到钱，反而亏了不少，刚开始就这样，这让蒋介石感到十分沮丧。他在1920年的日记中写道：“矜张自肆，暴躁不堪，对于社会厌恶更甚”，“对于中国社会厌鄙已极，誓必有以改造之。”
在他看来，自己初次炒股失败是有深层次原因的。从辛亥革命时期就投身革命、曾经全身绑满手榴弹进攻浙江巡抚衙门的蒋介石认为，国外资本主义一直在控制着中国。
因此，国际金融风暴等问题揭示了中国社会存在的根本问题：“中国宜大改革，宜彻底改革。”对于普通股民来说，一旦被割了“韭菜”，只能自认倒霉。但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蒋介石却从中悟出了革命改良的道理。当然，他的“韭菜”生涯还远未结束。
三、从失败到成功
第一次创业不成功，蒋介石并没有灰心。随后，他又成立了一个名为“茂新”的公司，主要从事棉花贸易和证券交易。
1920年7月1日，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正式成立。当时的交易规则与现代股市类似，但需要通过经纪人代办，并交足保证金，代客买卖货物以赚取佣金。蒋介石的“茂新公司”正是这样的经纪人，后来他还与张静江等人成立了“恒泰号”，专门从事证券及棉纱的代理买卖。
然而，茂新公司同样遭受重创，亏损严重。在1920年7月5日的日记中，蒋介石写道：“今日为组织茂新公司及买卖股票事，颇费苦思，终宵不能成寐。”
他在另一篇日记中提到：“悉上交股票惨落，亏本七千余元。乃知商业不易营。星相学家谓我五六月运气不好，果应其言。”
炒股没赚到钱，反而亏得一塌糊涂，蒋介石这才想起之前算命先生的话：“五六月间运气不好，果应其言，亦甚奇也。”他觉得算命先生真是神了。心情低落之下，他从上海跑到了浙江普陀山，去拜观音菩萨。“遂乃漫游以舒郁怀。浮海至普陀……凡游六日而倦还。”
炒股让人上瘾，亏钱则让人焦虑不安。那段时间，蒋介石为了迅速赚回本钱，甚至寄希望于鬼神迷信，这显然似乎不符合一个革命党人的形象。
交了巨额学费后，他心有不甘，开始每天收听国内外大事，阅读金融书籍，分析市场行情，勤奋练习高抛低吸的操作手法。前妻陈洁如在回忆录中描述道：“他整日研究哪个股票好、哪个股票坏，像一只老鹰似的盯住市场的走势，高抛低吸，如同老手。”
不过，这种失意并没有持续太久。1920年9月，孙先生再次召唤蒋介石。原来，孙先生的得力干将朱执信在策动桂军归降时遇难，身边正缺人手的孙先生紧急召唤蒋介石，任命他为粤军第二军参谋长。这是蒋介石从未有过的高位。于是，蒋介石急忙赶回前线，率领粤军与桂军作战。然而，脾气暴躁的他经常与同僚发生冲突，加上粤军大多是广东人，作为浙江人的蒋介石感到处处受排挤。到了1920年11月，蒋介石一怒之下再次离开前线，回到了上海和老家浙江奉化。
幸运的是，1920年底，民国股市逐渐回暖。作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经纪人的蒋介石也迎来了好运。他的事务所赚了至少800万元，年收益率达到80%。这个收益率即使放在今天，也足以让他成为一名金牌基金经理。1920年底，他们乘胜追击，成立了一家新公司，优化股权后继续进行交易。这家新公司的股价从30块涨到50、80、120，一些大股东减持后，蒋介石接手了部分股票，结果到1921年中股价涨到了200块。此时的蒋介石已经基本实现了财务自由，春风得意，自认为股神附体。
尽管我们不清楚蒋介石等人在上海股市中具体套利多少，但可以肯定的是，获利数额相当可观。这些收益的一部分用于革命党的军费，另一部分则寄给了辛亥革命牺牲同志的遗孤家眷。虽然蒋介石已经从股市中获利并充当军费，但他却沉醉于声色犬马，风花雪月，乐不思蜀。当戴季陶劝他南下革命回到孙先生身边时，他恼怒地回应：“促我出去做事，就是在减少我的寿命！”
总之，“茂新公司”的经营逐渐步入正轨，股本由一万元扩增到三万元。生意差的时候，一天能赚取佣金三十元以上；生意好的时候，可以赚2000余元。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效仿投身股市，交易所也如雨后春笋般遍布上海滩。1921年，上海的交易所已多达140余家，几日内就会有一家交易所出现，十日内必有一家信托公司成立，滚滚金流涌入市场。
蒋介石坐在风口上，很快发了大财，又开办了几家事务所。鼎盛时期，“茂新”和“鼎新”的营业总额轻松过亿，佣金收入约二十多万元。
有了钱，蒋介石的手头宽裕了许多，出入风月场所更加频繁。1920年至1922年间，蒋介石在股市搏击的同时，也是他PC的巅峰岁月。这两年里，他在日记中不断记录自己想“戒色”却又“食色”的矛盾心情：
“晚，外出游荡，身分不知堕落于何地！”（1920年1月14日）
“上午，外出冶游，又为不规则之行。”（1920年1月18日）
“途行顿起邪念。”（1920年1月25日）
“邪念时起，狂态如故，客气亦盛，奈何奈何！”（1920年3月30日）
就在进入风月场所的高峰期，蒋介石的股票生意也越来越好转。1921年5月，他在日记中兴奋地写道：“接静兄函，知交易所股价涨至百零八元。”“接守梅电，交易所股票涨价至一百二十四元。”
这时，之前炒股总是亏钱的陈果夫也扭转了颓势，写信告诉蒋介石说他们合伙的茂新公司“自去年九月至今年六月止，共净盈洋一万八千四百零一元七角八”。九个月时间，茂新公司净赚了18401.78元。蒋介石开心地在日记中写道：“私心慰甚！”
为了炒股赚钱，蒋介石几乎倾尽全力。尽管出身盐商家庭，但蒋介石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已病逝，加上年轻时投身辛亥革命，因此在中年炒股之前，他一直都很缺钱。1920年底，蒋介石检点全年花费，发现自己竟然花了七八千元，这让他大为震惊。他在日记中反省道：“奢侈无度，游堕日增，而品学一无进步，所谓勤、廉、谦、谨四者，毫不注意实行，道德一落千丈，不可救药矣！”
蒋介石崇尚宋明理学，崇拜曾国藩，经常在日记中反思自己的言行举止。他在1914年奉孙先生之命去东三省视察两个月后回到日本，此后一年多的时间没有参与革命活动，而是“遁迹东京，锐志于学，每日朝夕静坐，看书习字。”他专心研读明朝的《王阳明全集》和清末曾国藩的《曾文正公家书》，这两本书强调以自我为中心，主张自立自强的个人奋斗，成为了他一生的“检身之法”和“行动指南”。
然而，反思归反思，在上海滩浪荡的这几年，眼下又赶上炒股赚了钱，蒋介石难以抑制自己的欲望：
“见姝心动，这种心理可丑。此时若不立志奋强，窒塞一切欲念，将何以自拔哉！”（1921年9月10日）
“日日言远色，不特心中有妓，且使目中有妓，是果何为耶？”（1921年9月25日）
“晚，心思不定，极想出去游玩，以现在非行乐之时，即游亦无兴趣。何不专心用功，潜研需要之科学，而乃有获也。”（1921年9月26日）
四、“信交风潮”与历史的转折
在那个时代，股市的狂热似乎被蒋介石等人的投机行为所点燃，然而，实际情况远非表面上的繁华。这个时候的股票市场已进入一个令人费解的阶段，股价与商品价值严重脱节，这与今日的市场情形不无相似。
尽管民国时期经济困难重重，股市却逆势而上。1921年中，股价达到顶峰后迅速迎来兑换潮。股民纷纷抛售股票，即便是股市大户蒋介石，也直接被套牢4万手。大量股票价值归零，连金牌基金经理都面临资金短缺。无数疯狂的股民加入了这场击鼓传花的游戏，等待最后一棒的接手者。
市场的失控，源于大多数人追求短期利益，而非长期经营。买空卖空的投机风气盛行，交易所失去了稳定市场的作用。到了1922年初，市场资金缺口日益扩大，又逢期权交割期，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因卖方资金不足引发违约，资金链断裂，市场陷入恐慌。
短短两年间，民国史上著名的“信交风潮”爆发，众多交易所纷纷倒闭。至1922年3月，上海曾一度达到150多家交易所的巅峰时期，最终仅剩12家勉强维持营业。当时有人形容这波股市狂潮：“去年海上各种交易所勃兴以来，风起云涌，盛极一时，投机事业，举国若狂……不及匝年，噩耗迭起，某也并，某也闭，某也讼，某也封，某也逃，某也死，而最近若最初开张之某交易所，亦以风潮闻。昨日陶朱，今日乞丐。飙焉华屋连云，飙焉贫无立锥。”
在这场股灾中，蒋介石等人损失惨重。由于未交保证金，交易所倒闭，作为股东的蒋介石不仅血本无归，还负债累累。陈果夫回忆这段往事，仍心有余悸：“从开始到交易所失败为止，大约做了数万万元的交易，佣金收入总在二十余万元。到第三年，交易所风潮一起，所有盈余全都倒了，几乎连本钱也赔蚀进去，好比一场春梦。”
民国三大金融危机之一的“信交风潮”由此引发，股民纷纷抛售股票，证交所股票暴跌90%，蒋介石名下公司损失惨重，职业交易生涯就此终结了。
蒋介石在股市的亏损，有史可查。据陈果夫等人回忆，交易所开办三年后，他们原先赚的钱不仅全赔进去，还亏损60万元。
股市的重创让蒋介石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身体不好，心情也不好，生活陷入困境。因为积蓄全砸到了股市里。在最艰难的时刻，他甚至无力支付儿子蒋经国的15元学费和服装费。
蒋在日记中抱怨：“昨夜、交易所的事未了，梦寐颠倒，天下事之难，莫过于共事不得其人也了。”
就在股市泡沫破灭，蒋介石跌到人生最低点的时候。1922年6月，蒋介石的母亲也去世了，他举债办丧，生活更加艰难。
就在蒋介石在股市中遭受重创之际，债主们也纷纷上门追债。甚至上海租界的巡抚也准备缉拿他。万般无奈之下，蒋介石向他的宁波老乡、上海滩商界领袖虞洽卿求助。虞洽卿给了他一个主意：拜入当时上海滩的青帮大佬黄金荣门下，让黄金荣出面为他斡旋。为了给虞洽卿面子，黄金荣一口答应。于是，蒋介石以“蒋志清”的名义正式拜入青帮门下。
在黄金荣的帮助下，蒋介石请来各路债主吃饭。黄金荣在宴会上当众宣布：“从今往后，蒋志清就是我的徒弟了，他欠的债，你们管我来要就是了。”债主们面面相觑，只得表示“岂敢、岂敢！”就这样，蒋介石通过虞洽卿和黄金荣的帮助，渡过了这场危机。
随后，蒋介石南下广州，与孙先生重建了亲密关系。然而，就在蒋介石人生最为黑暗的时刻，孙先生也遭遇了困境。1922年6月，陈炯明发动兵变，孙先生被迫避居珠江上的永丰舰。此前，孙先生多次召唤蒋介石前来相助，但性格孤僻的蒋介石经常与同事不合，加上被广东帮排挤，他总是选择离开。但在1921年底，孙先生手头最困难的时候，蒋介石多方筹款支援孙先生。随着1922年股市崩溃，蒋介石个人也陷入了穷困潦倒的境地，再加上母亲去世、举债办丧，他经历了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刻。
就在这个时候，孙先生再次蒙难，并呼吁各路同志前来护驾。在民国时代，革命同志自顾不暇甚至倒戈背叛的情况屡见不鲜。然而，在1916年曾经冒死为结拜大哥陈其美收尸、并在孙先生得意时经常甩手而去的蒋介石，却在孙先生最艰难的时候来到了广州，亲自护卫孙先生四十多天，由此赢得了孙先生的信任。他在后来写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有生死患难之至友，而无应酬敷衍普通之交好。”
即使在人生的至暗时刻，当孙先生广邀同志护驾却应者寥寥时，蒋介石义无反顾地来到国父身边，成就了他此后一生的事业。但经历股灾的蒋介石依然欠债累累。1922年9月，他写信给张静江（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希望借钱还债：“贫富生死，率有定数，得此不足为富，无此不足为贫，况预备死者未必死，但求生者未必生，亦不必竞于此金钱，以贻平生之羞也。惟债留后人，于心不安；教育无费，终难辞责。”信中提到的“教育无费”，指的是他自己作为父亲，却穷得连儿子蒋经国的学费都交不起，为此感到非常愧疚。
张静江将蒋介石的窘境告诉孙先生，孙先生秘密指示筹措了2500元，汇给了蒋介石。得到这笔款后，蒋介石才缓过了人生中最大的难关。他在日记中写道：“家何为乎？子何为乎，非竭尽全力以攘除凶顽，誓不生还也。”这个被割了韭菜的股民，自此决定彻底献身革命，并开始了自己一生中最为激荡的风云岁月。
蒋介石到广州不满两年，即逢黄埔军校建立。军校校长原拟议为程潜，后改为蒋介石。军校筹建过程艰辛备至，让蒋介石打了退堂鼓，折回上海，有心再赚一笔快钱。但当时的上海滩仍被虞洽卿、黄金荣这些大佬所把持，人微言轻的蒋介石毫无任何影响力。彷徨犹疑之际，蒋介石再度南下广东，投奔孙先生继续革命。
后来的故事可以从历史课本上找到，蒋介石以黄埔军校毕业生为自己的班底，拉出了一支北伐队伍，而后窃取革命胜利果实，摇身一变成为中国的独裁者。
多年后，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华裔经济学家邹志庄曾任台湾当局的经济顾问。面对政府的僵化管制，他多次谏言蒋经国，说一味的价格管制无法压制通货膨胀，关键是要回笼资金。
长期生活在苏联的蒋经国听得一头雾水，迫于无奈，他只好去向老蒋进言，结果五分钟就说明白了。邹志庄感叹道，多亏老蒋年轻时炒过股，所以他才能懂点市场。敬畏市场，其实是在敬畏人性，谁也战胜不了人性。
五、民国传闻趣事（可能是段子）
这里面还有一段未被证实的民国趣事，大家看看就好。
据说蒋介石非常欣赏我军大将陈赓。1924年，陈赓在黄埔军校读书时，蒋介石正是黄埔军校的校长。陈赓在黄埔军校中的知名度，相当于现在清华大学姚班的前三名。
作为校长，蒋介石自然爱才心切，后来在部队中，只要有好机会，他总会想到陈赓。而陈赓也确实不负所望，无论做什么都能表现出色，从不给校长丢脸。甚至在一次战斗中，他还冒着枪林弹雨把蒋介石从前线背了回来。说他是蒋的救命恩人，一点也不为过。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备受器重的人，却始终不愿意追随蒋介石。
后来有人问陈赓：“蒋介石这么器重你，为什么你不留在国军？该打鬼子打鬼子，该升官升官，不是挺好的吗？”
陈赓回答说，1926年北伐战争期间，他发现蒋介石一有空就打开收音机，收听上海交易所的股票信息。这情景就像那些扬言要退出股市的人一样，最终还是舍不得离开股市，真是“记吃不记打”啊。陈赓觉得这样的人不适合搞革命，于是选择了不炒股的毛教员。
其实，换个角度看，这跟我们现代人的生活也很相似。平时工作已经很累了，中午吃饭的时候或者晚上下班在地铁上，抽空看一下股票，这不是很正常吗？这不就是典型的社畜行为吗？似乎也没有太多可以指摘的地方。
不过，让我们回头看看1926年的毛教员在做什么。那时，毛教员一门心思搞农民运动，与党中央主流依靠工人运动的观点有很大不同。他自己跑到湖南进行农民调研，写下了那篇经典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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